天成配资制造业回流美国，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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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回流美国，为何很难实现？

最近比较热闹的事情就是关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发动的关税大战，至少有一个拿出来的说法是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那么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否可以实现呢？先说说结论，很难。

今天我们就从两个不同角度分别展开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现代工业的一个核心特点是高度专业化分工。这个没有什么太玄妙的道理，就是随着工业生产发展的过程，追求效率提升而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大分工，每一个生产环节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把自己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结果就是产品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产品，在交给买家之前，要经历研发、原材料匹配、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及市场销售等几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专业的公司单独负责，而协调这些公司之间合作关系的，要么就是由每一个环节的采购方与供货方自主协调，要么就是在最终产品的大品牌方统一协调下，确认各个环节的一些必备条件。

我们以苹果手机制造为例，苹果公司自身主要完成核心系列芯片设计，手机软件系统的开发以及工业设计，而核心部件从处理器到基带芯片再到存储芯片，则涉及了台积电，高通，三星，长江存储等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商，其中高通也是以设计为主。如果继续展开，无论是显示模组，摄像头，还是电池，结构件，每一个单项产品，本身都是在自己单独的产业链中，苹果也仅仅是其中一个客户而已，可以想象，这样的专业分工下，每一个细分的产品都相对更专注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最好。根据苹果公司一份公开的 2024 年的供应链数据，共有 187 家核心供应商，其中中国（含大陆及港澳台）合计 91 家，占 49%。而这 187 家供应商中，有 157 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占 84%。

上面我们说的是智能手机，全部拆散来算，大约是1000 多个零件，看起来很多了吧？那么我告诉你，传统燃油汽车的零件数量级约 30000件，纯电动车的零件大约 10000 - 15000 件，而现代商用客机的零部件大约是200 - 300 万件。

支撑这些零件生产的工业体系，我们简单的可以分为三大类，最底层的是涉及到基础材料这一级，包括各种金属材料，化工材料等，这一层级产业的特点是“大”，什么意思呢，无论是炼钢也好，各种各种特殊金属材料也好，或者是化工材料也好，都是从最基本的矿物质，石油、天然气或者煤炭等地球上最基础的这些能源及矿产，利用各种冶炼或者化工工艺，转换为可以被现代工业直接使用的基础材料，由于工艺特点，只有大加工能力，才有可能或者更为有效率的生产出这些基础材料；第二个层级，则是利用这些基础材料，去生产各种中间产品及零部件，这里面其实又可以划分出很多细分的领域和环节，我们这里不展开；第三个层级，则是利用这些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生产出最终需要的商品，包括工业品及消费品。

按照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涉及到工业生产领域的，现代工业生产大约分为21个门类，88个大类及419个小类，而按照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里中国各层级分类数量大于联合国分类数量，是因为我们将制造业的一些分类拆分的更细，更能全面反应目前的生产能力现状，比如大类中把 “汽车制造” 从联合国 “制造业” 这个大类中进行了单独分类，类似的小类中把 “稀土分离，光伏组件专用设备等” 单独列出。传统的现代工业制造业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都不具备全类别产业。

讲到这里，我们只能说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程度，了解了这些信息，我们再来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全球的工业体系。

这个观察到角度就是，如此复杂的工业体系，是如何有机的进行协同，使得现代工业生产能够持续不断天成配资，长期稳定发展并逐步提升技术水平的呢？

最简单也最接近直觉的思考就是，这个分工的形成以及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协同，是否与每一个环节追求利润最大化有关系，这个对不对呢？这个当然对，销售的时候总是想着卖更高的价钱，采购的时候总是希望花更少的钱，于是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销售的时候哪个地方更好卖，我就去往哪个地方销售，谁出价高，我就卖给谁；采购的时候哪个区域可供选择的供货商更多，我就去哪选择，谁给的价格低，我就从谁那买。

但是生产商不会凭空出现在一个国家，一定是有一些基础条件，才会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发展出适合这个国家特点的产业，而这些基础条件，包括了资源禀赋、人才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国家的开放程度、生产资料的有效组织和利用的能力等诸多因素，其中，除了资源禀赋是老天爷赏饭吃，其余的都是和这个具体国家的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比如：人才教育和基础设施，绝不是短短几年时间可以提升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的坚持，才能形成人才不断代、有传承，基础设施的通联越来越广泛则降低了物流成本，国家的开放程度则决定了多大程度可以快速与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进行对接，与优秀人才进行交流，生产资料的有效组织和利用，则是要平衡不同时点核心需要提升什么，因为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不太可能空中楼阁一般凭空实现某一个能力，需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好。

讲到这里，我们看看中国，为了实现拥有全部工业门类，我们付出了几十年时间，几代人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前，靠农业反哺工业，建立了基本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迅速的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技术到管理，从跟随到赶超。

这里不仅仅有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和辛勤劳动，还有大量从国家层面对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通信）等持续的天量投资，当然也包括十几亿人的单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最重要的还有捍卫中国发展权利的国防力量。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下，才形成了这样占全球制造能力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大国。

那我们看看美国，美国有过工业非常强大的时代，特别是二战后期开始，随着全部工业产能释放，1941 - 1945 四年期间，生产了 30 万架飞机，产能巅峰时平均每 64 秒下线一架飞机，每 45 天建成一艘航母，共建造 147 艘航母，可以说绝对是一个工业怪兽。二战结束之后的 60 年代前后，是美国工业巅峰的时代，1960 年的工业产值占全球约 40%，更是依靠登月计划，全面拉动了航空航天、电子工业等到发展，并对欧洲和俄罗斯保持着绝对的技术代差，加上强化石油美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妥妥的一个超级大国。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物极必反，后来发生了什么？就是去工业化！那么美国的去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原因何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美国的一个生产厂既有市场优势又有着技术优势，但生产自动化程度有限，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环节，发现如果把某一个环节的生产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即使加上设备的投资以及来回的运输成本，也比自己生产要便宜，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些生产厂会将部分生产能力外迁。

所以我们看到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随着美国为主的产业转移，形成了所谓 “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这里面也包括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安排，如朝鲜战争期间，向日本转移了不少生产能力，把基本打残的日本工业重新扶植起来，并下达了大量军需订单，后期又陆续转移了钢铁、纺织、造船、电子组装，但美国抑制保持的核心技术控制，越南战争期间，则是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战略扶植，既有产业转移，也有军需订单。

与产业转移对应的，是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关税，从最初的关贸总协定到后期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主导将平均关税从 1947 年的 40% 降低到 2023 年的 3.5%，这极大的促进了产业外移。

与这一贸易体系配合的，是利用石油美元的特殊约定，推动美元成为全球贸易主要的结算货币，这对进一步降低美国本土企业的风险带来极大好处。除了贸易和金融的手段，还通过主导工业标准及专利制度的输出，使得美国企业更容易保留高附加值环节。

产业转移到直接后果是什么？就是内部空心化，美国企业通过标准、专利、品牌、营销渠道、金融等多种工具组合，更容易获得高额利润，而不必参与基础的生产，所有那些中低端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进行。

讲到这里，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内在逻辑，那就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推动自由贸易，全球化大分工，技术扩散，内部产业空心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如能源革命，环保压力等由外部传递到美国的因素，但核心的还是内因。

如果这种结构长期维持不变，那么对于美国企业也好，美国人也好，当然是 “岁月静好”，不过美国要想岁月静好，必然有国家要负重前行，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美国人想过舒服日子，所有的国家都有平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工业后发国家通过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能力提升，当然也想自己过点舒服日子，这个没有什么不对，是最基本的权利！

那么现在特朗普出台的逆全球化的关税政策，筑起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回流，为什么难以实现呢？

停留在表面上的原因，无论希望提升哪个产业，都离不开投资建厂、完善配套产业链、必要的人才储备，但这些都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即使美国对他的盟友国家敞开怀抱，但美国的基本面决定了，政策的延续性恐怕只有4年，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谁敢去进行那些长回报周期的投资？即使投资落地，那么是否可以解决美国生产成本高昂和产业链效率不高的问题？生产同样的产品最终美国本土制造的成本远高于全球其他地方制造的产品，那么背后的资本该如何选择？

所以，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回流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产生了根本的矛盾，短期的政策引导是无法抵挡长期的利润诱惑，这是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矛盾，资本必然会追求全球化最优配置，无他，这是资本的天生属性。而美国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无法对资本进行有效的掌控，所有的补贴、关税这些短期的利益调节政策，最终都抵御不了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力量。

我们汇总一下，全球产业分工既有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有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因，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如果仅仅靠利益引导，那么内在的系统性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只有超越个体利益的高度，才有可能成就这个国家的集体利益，而这恰恰是美国现在面临挑战的地方，即高于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在哪些方面可以形成共识？上一届美国政府和这一届美国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调整，几乎是 180 度掉头，是不是可以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集体利益共识的微弱性？目前美国似乎只有对东方大国树敌是相对统一的共识，但这样是否真的能够把内部矛盾转移出来？毕竟拳头如果不够硬，对外树敌最终恐怕不会有太好的结果，而有 5000 年文明的东方大国，必将继续下一个 5000 年的文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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